军统档案：复兴社的酝酿与成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觊觎中国很久之后，开始伸出了它的魔爪——他们侵入东三省，在中国的土地上，对中国的老百姓施行烧、杀、淫、掠的野蛮行径。这些疯狂的举动，无一不让人忿恨。“九一八”事变，激起了有志之士的爱国热情，他们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团结起来，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来。可让人失望的是，国民党政府却继续坚持着奉行不抵抗的政策。蒋介石甚至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

对于国民党的态度，舆论哗然了，全中国的人民哗然了，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为了逼迫国民党能够采取行动，各地纷纷组织起来，采取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等方法，向国民政府请愿、示威，希望国民党作为一个管理国家的政党，在国家受到欺凌时能够有所作为。迫于民众的压力，蒋介石在1932年的庐山会议中第一次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根本是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共产党。蒋介石提出这个政策，与其说是在表决心，倒不如说在提条件。可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是内忧外患，他们要如何才能让自己有资格提条件呢？这是蒋介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党内腐败、宁粤分裂、七省大水、日本侵略、满洲沦陷、空前学潮……给国民政府带来一次又一次的重创。蒋介石必须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挽救自己的政党、保住自己的地位。于是，一场由国民政府发起的“民族复兴运动”蓄势待发。可惜的是，这场运动针对的不是吞噬中国血肉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希冀救中国于水火的共产党。蒋介石梦想通过这种手段，转移包括黄埔军人在内的无数爱国人士的愤怒，并让这些人为己所用，以达到维护国民政党、继续进行独裁的野心。运动不能说说就算，必须要搞，而且要大搞特搞。所以，此时蒋介石就需要选拔一批忠实的骨干，帮自己切实地实现这个目标，完成这个“偷梁换柱”的计划。作为昔日黄埔军校的校长，其中有一大批学生可以说是蒋介石亲自培养出来的，其能力和忠诚度都没有问题，但要通过什么方式才能据为己用？当然，这些问题他早就思量好了，他想建立一个苏联“格柏乌”那样的组织，让其为己所用。所谓“格柏乌”，就是苏联的政治保卫处，其主要作用就是收集反革命的情报、消灭反革命。为了扳倒共产党，他需要一个这样性质的组织来为自己卖命。想法有了，但他没说，他要等着别人说。

为了能借别人的嘴说出自己的意思，蒋介石不停地开会，想尽办法逼别人说。1931年，在南京，他召集了贺衷寒、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和康泽等人开会。在康泽撰写的《复兴社的缘起》一文中，曾对这次会议有这样的记叙：

在会上，开头是他讲话，装出很难过的样子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他讲完之后，没有要到会的人发言，这些人也不知说什么好。他讲完了，会就散了。

自此之后，蒋介石接二连三地召集这些“不中用”的学生到自己家里开会，但基本都是听蒋介石讲一些时局紧张、政党有难的状况，然后指责一下在座的学生有多没用。其实，每次会议的发言都大同小异。可与会的人也只有听的份儿，所以基本上是有“会”无“议”。

几次“会议”过后，贺衷寒感到这样不是办法，于是把这些人约到他家里一起琢磨老头子的言外之意。最后，所有人都认为，大家“要组织起来”才能应对这种局势。

当蒋介石再一次把这些人聚到一起“老生常谈”，并再一次以“不中用”开骂时，贺衷寒似有感而发，腾地站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然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这是根据在他家里谈的‘要组织起来’的意思说的）还是有办法的。”

见这些“不中用”的学生终于开了窍儿，蒋介石就赶紧透露出自己希望他们能够像“格柏乌”组织那样团结、忠实、干练。说完了，就又让学生们自己去“研究”。

这下，蒋介石的意图就基本明了了，学生们也基本知道该“研究”些什么了。之后，学生们多次私下对组织的名称、纲领、章程等问题进行了广泛地探讨，虽然还没有得出什么具体的结果，但基本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了一个“组织”概念和模型。

可惜的是，在1931年12月，蒋介石无奈于国内外的强大压力，被迫下野。但此组织的筹划却没有因此搁置，反而被提前提上了日程。

蒋介石下野后，曾扩情亲自出马，将蒋介石的这班学生，和甘国勋、潘佑强、酆悌等人聚到“浣花菜馆”。他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能让这些人好好地讨论一下“要组织起来”的问题。大家一边吃，一边商讨，可这时却来了个不速之客——胡宗南。胡宗南当时本是要由西北到奉化去。路过南京的时候，突得此会议的消息，就不请自来。对于胡宗南，大家还是很欢迎的，他们请他坐下，邀他发言。胡宗南也不客气，直接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说：“同学们要团结，这问题很急切，老是这样谈，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要推举几个人负责筹备。”

胡宗南的几句话，一下子让在座的其他人开了窍儿。所有人立刻开始了组织的筹备。于是，大家很快推举了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和康泽等五个人负责筹备。胡宗南见大家都动了起来，放心地离开了。在胡宗南的影响下，大家似乎都有了主心骨，开始有条不紊地起草章程、条例等。同时，还不断有人加入到这个活动中来，其中包括彭孟缉、杜心如、娄绍恺、赵范生等，一共大概有30人的样子。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没闲着，他的下野不过是为了缓和民众的情绪，做个姿态而已。事实上，他下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计划将林森推举出来当傀儡主席，而自己担任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负责军事，掌握实权。1932年2月，蒋介石宣布复职，毫无悬念地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

蒋介石又重新上台后，依旧盘算着要搞他的“组织”。于是，他很快又把那些“不中用”的学生召集在一起，询问他们现在的工作准备地怎么样了。这次学生们终于没有让蒋介石失望，他们告诉蒋介石确定了负责筹备的五个人，并将制定好的章程和条例拿给他看，蒋介石没说什么，都收了起来。只是关于组织的名字，大家还有些小争议，如贺衷寒希望叫做“力行社”，康泽认为可以叫做“复兴社”。而酆悌自己有些不同的意见，于是干脆另外又搞了一套“救亡社”的东西单独拿给蒋介石看。但蒋介石认为酆悌不是起草人，就把他的材料拿给了贺衷寒等负责筹备的人，让他们当作参考。在反复权衡之后，蒋介石最终还是决定用“中华复兴社”（简称“复兴社”）这个名字。蒋介石还曾单独召见贺衷寒、滕杰和康泽，告诉他们“要多借鉴复兴的德国和意大利运动，或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由此可见，蒋介石成立“复兴社”的真正意图，就是要组织一批忠于自己的人马，在中国建立一支法西斯队伍，镇压人民革命，维护巩固自己的政权。

1932年3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复兴社”的成立大会。大会通过“选举”，确定蒋介石任社长，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九人任中央干事，侯志明、赵范生、戴笠为候补中央干事，田载龙、萧赞育、李秉中任中央监事，甘国勋为候补中央监事。

接下来，一场以复兴社为主体，以“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为幌子，以维护蒋介石地位为目的的大规模的法西斯运动，在中国悄然展开。这无疑给已经蒙难的中国带来了又一次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