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央视，我差点败给“装嫩”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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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月8日，我正式带着办理好的一切手续到中央电视台报到，最后一次用证件换得了进门条，跑了一圈办理手续，终于看着自己的一寸照片和一张出入证被过塑压膜，我忙不迭地将它飞挂在脖子上，比戴上钻石还美。

来不及感慨，来不及享受成功和胜利的甜美，新的压力接踵而至。

1996年底，中央电视台第三套节目正式开播。文艺中心成立了戏曲音乐部，我同时担任《东西南北中》和《中国音乐电视》的主持人。时间一久，做节目的状态就有了一种惯性，我有时会忽然想起老李说的那句刺耳的话：“您差远了！”心里竟一阵阵地发慌！

还没有调进中央台的时候，有一天，老孟要我看北京电视台一档青年节目《我们》，主持人叫亚宁，英俊年轻。亚宁青春活泼，有天赋的“明星”气质，符合年轻人的审美选择，很快就被老孟请来实习。我们同一批进台，都在戏曲音乐部工作。

亚宁的出现给了我一种无形的压力，我清楚地感到亚宁的先天优势凸显了我的先天不足。

有一回，我们要把《东西南北中》已经家喻户晓的主题歌拍成MTV。MTV当时是一个很时尚的概念。经过策划导演的周密计划，由当时《东西南北中》的全部主持人，我、许戈辉、亚宁、袁鸣一起参加拍摄。MTV的创意是，几个年轻人坐着敞篷车，行驶在一条宽阔的高速公路上，大家在车上向周围热情招手，欢声笑语，活蹦乱跳，到了风景优美的地方更是青春四溢。

在拍摄的过程中，我慢慢感觉到越来越别扭，越来越心虚，30多岁的人了，主持节目时总是西装革履，给人一种持重的感觉。现在穿上便装，欢蹦乱跳，跳得没人家高，笑得没人家自然，尽管还依旧是一张年轻的脸，但是扭头偷偷看看亚宁，那浑身的青春气息，一脸的阳光灿烂，怎么看都觉得自己有点“装嫩”。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早已潜藏着危机，毕竟我不是20出头的小伙子了，以前经历的沧桑清晰地挂在了眉宇之间，再浓重的粉底，再高明的化妆都掩盖不住了。拍出来的效果也如我所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显得“青春已去”，尽管在导演的精心处理下，我还差强人意地过了关，但是自己的问题自己心知肚明。

这次的刺激非同小可，让我着实有了危机！我想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一个主持人，究竟应该怎么定位，尤其是一个已经不能算年轻的主持人——

毕竟我的目标不是一张中央电视台的进门条。进来干什么？这里是人才济济的地方，谁又能知道等候在东门的年轻人不是虎视眈眈的青年才俊？不是台前幕后闪烁的新星？

人生的又一道关卡悄悄横在了我的面前，我开始丁新一轮的忧虑。我已经不年轻了，在自然规律面前，我可能彻底地无能为力。就像烧开一壶水，从0℃到80℃可以很快，但是要想再升高20度，沸腾起来，却需要更多的能量，我不知道怎样、从哪里汲取这样的能量？

于是，在1996年，《中国音乐电视》最“火”的一年中，我毅然离开了那里。坚持难，但是比坚持还难的是放弃。我相信我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我曾经在无数的场合说过，我是《艺术人生》最大的受益者，就个人感觉而言，在《艺术人生》中我才真正找到做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感觉。

当2003年度的“金话筒”奖杯递到我手中的时候，当连续3年的“星光奖”奖杯摆在栏目组窗台上的时候，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这其中，有事业成功的快乐，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感谢《艺术人生》，是它给了我37年人生经验一个倾诉的出口。当我点滴的生活感受都成了节目素材，我忽然发现，原来，我时刻都在为《艺术人生》准备着！

《艺术人生》的诞生是在2000年。那时候，我常和二炮文工团的策划徐小帆老师在一起聊天。

那时正赶台里三套节目要改版，我们就常常在一起讨论改版的事，可经常聊着聊着就变成了诉说各自的“苦难家史”，还说得“激动万分”。于是徐老师就建议，干脆做一档节目，专门讲述大家曾经的艰难生活，唤起共鸣，一起分享并从中受益，我们相信能够感动自己的东西也一定能够感动观众。那天我们越聊越兴奋，后来索性找了个小饭馆开始了《艺术人生》最初的策划。徐老师执笔将我们的想法写成一个初步方案，找到当时正在深圳做节目的孟欣作了汇报，并交给了改版委员会的领导。

无意间的一个感慨给了我们灵感，共同的生活感悟和对电视节目的思考给了我们创意，一档叫《艺术人生》的节目就这样应运而出。连我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3周后，我们的首期节目获得央视综艺频道收视率第一名。

2003年11月，“金话筒”颁奖晚会在山东淄博举行，主持人是张越。那天的晚会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除了宣布奖项和文艺表演，还有一项特殊的安排——访谈。访谈别人是我的强项，正儿八经地接受别人的访谈却是头一回。当然，因为现场直播的缘故，访谈时间必须严格控制。我正在台下候场，看到张越和导演嘀咕了一阵后，一声不吭地站在台口，没一会儿工夫就开始啪嗒啪嗒地掉眼泪。一向“有泪不轻弹”的张越今天这是怎么了？我走过去，调侃似的问她：“您这是怎么了？谁的先进事迹把您感动成这样？”

张越见我走过来“逗贫”，叹了一口气、遗憾地摇摇头：“朱军呀，你都不知道，真的，你真是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呀？

我疑惑地看着她，越来越糊涂。这个时候，站在一旁的一个编导走过来对我说：“朱军，真对不起！我们原本安排了一段您的访谈，但前面的节目超时了，到您这儿访谈只能截掉。”编导话音刚落，我几乎笑出声来——直播临时有变化再正常不过了，都是台里的同事，哪至于编导道歉、主持人还掉眼泪的？我走到张越那里，还在开玩笑：“没想到你那么脆弱。干这么些年了，节目有点变动就哭？”在那之前，我还真没见过张越掉眼泪，她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坚强和理智的。

张越看了看我：“朱军，我是遗憾呀！你过来看看。”说着她拖来一个行李箱，“这里面，除了我参加节目的一件衣服，全是你的东西。”

这一看，我愣住了。原来，编导将原计划20分钟的谈话制作成了一个小型的“艺术人生”，专程跑了一趟兰州，遍访我的亲朋好友、成长故地，还与我家中兄嫂进行了一场“秘密会谈”。我一看便知，编导人员付出的心血丝毫不亚于我们筹备一期《艺术人生》的投入。

“朱军，我不是遗憾我们上不了台，而是当我拿到这些资料的时候，终于也明白了你。兄弟，有今天，真不容易啊！不说说，我觉得心里别扭。”原来，张越从好几个星期以前就着手准备这件事，她那无奈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在这些“道具”里面，我发现一张餐巾纸，上书十个字：“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这是一次全家聚餐时我酒过三巡随手留下的“杰作”，没想到二哥、二嫂竟然将它保留到今天。那时的我还是个在中央电视台寻梦的年轻人，是狂言也是警言，是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借酒壮行。时隔多年，纸上的字迹已模糊，但我清晰地看到了恒久不变的爱。

是的，《艺术人生》让我有机会走上“金话筒”的领奖台，但我此时才明白我的嘉宾们每每潸然泪下的真正原因。当你的故事有人用心地倾听，当你的过往被人苦心地记住，原来是这么的幸福。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人人都有一段思索过、徘徊过、痛过也笑过的心路历程。而当你在一个特殊的舞台上将记忆开启，交流的就不只是话语了，而是人心啊！那么“金话筒”意味着什么呢？不是英俊的面孔和流利的表达，不是恢宏的场面和至高的荣誉，不是孔雀身上那支最值得炫耀的羽毛，而是母亲曾经的操劳、父亲谆谆的教导、老师的良苦用心、等在中央电视台门口的茫然、朋友的仗义、同事的奉献，是观众在电视机前终于滚落的那滴泪，以及心心相印的温暖情怀……

我终于懂得了“金话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