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红色经典长篇小说《红岩》诞生记（一）

红色题材小说《红岩》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座丰碑，它不仅以发行量1400万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发行量最大的长篇小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岩》的艺术价值越来越得到彰显，红岩精神也深刻地影响和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自强奋进，红岩已成为当代中国青年不懈追求的精神符号。

这部长篇小说1961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围绕这部小说最初的酝酿、创作过程、经历的波折，以及小说诞生具有的启示意义，且让我们一起展开追溯。

沙汀、朱今语和王维玲发现了长篇小说线索

1958年10月，26岁的王维玲从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办公室秘书岗位调到文学编辑室当编辑。这一天，中青社社长兼总编室朱今语要到四川、云南走一趟进行调研，沿途给文学编辑室约稿。

这是金秋的一个夜晚。朱今语和王维玲到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沙汀家拜访。朱今语和沙汀不约而同地谈起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许多往事，当朱今语希望沙汀今后在扶持和培养青年作者方面多做些工作时，沙汀怀着极大的热情，把重庆市文联刚刚寄给他的，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计划拿出来，指着署名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名字的反映“中美合作所”狱中斗争的长篇线索，兴致勃勃地对朱今语和王维玲说：

“这可是个大题材約。不仅在重庆、在四川、在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搞成了会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沙汀希望朱今语亲自挂帅把这部书抓出来。朱今语也深知这个题材的分量，他诚恳地要求沙汀出面来抓，沙汀高兴地说：“好，你也抓，我也抓，我们一起抓。”王维玲告诉沙汀，准备就要去重庆，一定去找罗广斌他们，沙汀高兴地说“好啊。”

沙汀向中国青年出版社提供这一线索的时候，中篇回忆录《烈火中永生》还没有出版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写长篇纪实作品正在重庆市文联打印中，沙汀就凭重庆市文联报上来的一份计划中的一个线索，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正是沙汀的推荐，才引起中青社对《红岩》这部书稿的关心和重视，沙汀真是一位慧眼识珠的老作家，可以说，没有沙汀的敏锐发现，就不可能有日后《红岩》的诞生。

1958年11月间，朱今语和王维玲来到山城重庆。接待他们的是时任重庆市团市委办公室主任的杨益言。从杨益言处得知，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撰写的稿子正在市文联打字，一行人直接往市文联赶去，在那里，他们终于看见刚刚打印好的、还散发着油墨气味的稿子。

严格来说，“油印稿”是由一批散篇组成，全是真名真姓真人真事的叙述，人与人，事与事之间也缺乏有机联系，更谈不上结构，每篇都是独立的片段，而且，“油印稿”没有书名，没有统一完整的结构，没有重点长介意，没有长篇小说应该具有的细节描写、人物形象刻画.....。

即便如此，朱今语、王维玲还是对“油印稿”给予充分肯定，就像刚采掘出来的矿石，虽然粗糙，却闪耀着光彩，特别是稿子里蕴藏着丰富感人的生活内容以及字里行间饱含的对革命烈士的深厚感情，强烈地冲击着朱、王两人。如果通过修改，按照长篇小说对结构、对细节场景、对人物形象刻画的要求，把这些零散的生活片段有机组合起来，给这些人和事重新进行编排，注入新的意境，组成一条紧密相连的故事链条，一个完整的形象体系，前后互相呼应的故事脉络，经过艺术加工和再创造，写成一部流传长远的优秀长篇小说，是完全具备条件的，因为，这将是一部题材重大、内容独特、意义深远、具有艺术感染力和教育意义的作品。朱今语和王维玲决定约罗广斌他们写成长篇小说。

从来没有长篇小说创作经验的作者接下了创作任务

重庆郊外，长寿湖。

杨益言带着王维玲到重庆市委机关的劳动基地长寿县狮子滩长寿湖农场，在一个小岛上，中青社社长朱今语、编辑编辑王维玲和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就如何把“油印稿”通过艺术加工和创造，改写成长篇小说的设想，展开讨论。

罗广斌有在白公馆集中营被关押过，还有《挺进报》和狱内外的斗争经验，可以在小说中写这部分内容；刘德彬有渣滓洞集中营被囚的经历，还在下川东参与抗捐抗丁的斗争，就写江竹筠、云雾山这部分；杨益言集中写渣滓洞集中营里的斗争，包括许建业（小说中的许云峰）、龙光华等人物，还有华蓥山游击队和双枪老太婆的武装斗争。

虽然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但是最大的困难并不在于这几位作者没有生活经历，不在于他们不熟悉监狱里的斗争生活，而在于他们从来没有创作过长篇小说，甚至从来没有小说创作经历。

朱今语鼓励他们：“虽然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为什么不能学着写？你们写小说，目的很明确，不为名，不为利，就是为了教育下一代 为烈士的嘱托，把笔拿起来，不要犹豫，写吧。”

朱今语和王维玲的鼓励，终于打消了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的顾虑，

三位年轻人表示要努力试一试。长寿湖之夜，确定了《红岩》的写作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