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的法国都做了什么？为何经济、军队强大，却难逃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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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我会讲述二战前的法国。从经济、政治和军事角度全方位分析曾经称霸欧陆几个世纪，深刻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法兰西，到底为什么在二战初期失败的如此彻底。

1918年11月8日清晨，一列蒸汽机车在法国北部疾驰，原本生机盎然的自然风光在人类第一次工业总体战四年的蹂躏下荡然无存。在战败不可避免时，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谈判代表必须前往胜利者的国土乞求和平。

如果一片焦土的法国能称为胜利者的话。

经过10小时颠簸，一行人抵达前法国皇室的狩猎场——贡比涅森林。协约国总司令、法国元帅费迪南德·福熙的脸上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德国虽被制服，但法国也已奄奄一息。

谈判伊始，埃尔兹伯格便对极度苛刻的投降条件表达抗议，但在兴登堡的命令下只得简要修改之后签字。11月11日，埃尔兹伯格半警告的对福熙表示：“一个有七千万人民的国家可以受苦，但不能被逼死。”

同样的，福熙在半年之后的凡尔赛会议上做出了悲观的语言：“我们没有得到和平，这只是一份二十年的停战协定。”

损失惨重的“战胜国”

11月11日上午10点55分，法国总理乔治·克莱蒙梭站在爱丽舍宫的阳台，对着下方500名青年学生高呼“Vive La France”（法国万岁！）在人群山呼海啸的欢呼声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如果说后方的民众还愿意为和平满饮几杯，那在前线的烂泥坑和铁丝网中挣扎了52个月的法国官兵只剩下无尽的空虚和麻木的灵魂。

130万最优秀的法国青年为这场帝国主义内讧付出了生命，他们占法国全部劳动人口的10.5%，还有110万伤残老兵半只脚踩进了棺材。

整整一代法兰西青年人这次惨胜填了战壕，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德军在法国北部造成的损失高达550亿瑞士法郎，数不清的铁路、桥梁、矿山和工厂被德军打包运走。连牲畜也没放过，84万头牛、40万匹马、90万只羊和33万头猪也改姓了汉斯。

为此，法国人必须从捉襟见肘的国库中再掏200亿法郎用于战争重建，而德国人许诺的赔款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支付。一战令法国政府债台高筑，因为85%的战争经费都是借来的。

但他们通过拼命印钞强行贬值法郎，令其市值跌倒1914年的五分之一，成功“赖”掉了多数债务。1926年，雷蒙德·庞加莱出任总理兼财政部长，他通过加税以及将法郎与黄金挂钩等方式成功令法国经济起死回生。

至1929年，法国完成了所有重建工作，而且实现了财政大盈余，史称“庞加莱繁荣”。

1920至1930年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整个欧美都经历了一轮快速的经济增长，各类家用电器、汽车得以大规模生产，消费主义开始出现。

一切都很美好，直到1929年华尔街股价暴跌，连锁反应引起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全球数百万人失业，30年代初的大萧条击碎了所有的纸醉金迷。

客观地说，法国受大萧条的直接打击相对较小，其工业产值仅下降10%，到1932年经济就已经恢复。但是大萧条产生的后遗症却十分严重。

相比英美大幅贬值货币减轻负担，德国加速对外借款投资搞军工，法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她只能通过连年降低财政预算，减少投资来硬抗。其中，对军费的大幅缩减尤为严重。

二战之前，法国的军费年年结余，并非是理财有方，纯粹是军工产量极少。1938年陆军军费占总预算的43%，1939年反而下降到了32%。

经济繁荣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为数不多的优势，但由于政治的崩坏，经济没能为实质增强国力做出应有的贡献。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法国军事惨败的第一个预兆，便是他们政治上的一塌糊涂。

法国政治怎么了？

战前法国政治：吵来吵去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体是议会制与总统制的混合制度。

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内阁总理握有行政实权，总统的权力被限制。法国的内阁变换颇为频繁，直接后果就是政府行政效率非常低下，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党同伐异的争吵中。

多党林立下，所有内阁都是联合执政，难以维持长久的固定政策，且都非常短命。作为对比，苏德的高度集权制度，确保了国家政策的长久运行，其行政效率是远高于议会制度的。

统治阶层的乱象法国人也看在眼里，自然而然的，支持右翼、独裁制度的政治运动开始出现。但是，如“火十字运动”这样的政治力量并不具备夺权的能力，所造成的后果只能是加剧了法国政坛的分裂和混乱。

接下来再谈谈法国的外交政策。

在英、法或主动或被动的默认下，德国纳粹党上台，接连发起公开再武装运动以及进军莱茵兰，一次次挑战英法的底线。而由于法国政治上的羸弱，即使察觉到德国的威胁，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有效的、积极的对应。

如果从抽象的“国家意志”来说，德国就像初生牛犊的青年人，憋着一股劲敢打敢拼。法国就像垂垂老矣的病人，不愿冒险，胆小又保守。在军国主义的洗脑宣传下，德国人愿意团结起来进行“复仇”。

而法国在可怕的政治混乱中，人民厌倦了腐败僵化的政客，丧失了1914年的斗志，在麻木中厌恶政府，厌恶战争。更糟糕的是，法国当时连强人政治都做不到。

在党派的互相倾轧、制衡下，缺乏一个能整合所有政治力量的领导人物。有才能的新人和新的思想不被重视，军政大权被顽固的老一派守残抱缺。

其实，法国政府早已注意到德国的威胁，并且一直在尝试不同的方式遏制对方。其主要的手段便是与英国和中欧国家结盟，以图在战略上包围德国。这个计划原本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受到政治的制约，在施行上出了岔子。

法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友是英国与波兰，但这两个盟友都有各自的问题。英国主张离岸平衡政策，也正是他们极力阻止了法国之前试图对德国进行的更严厉的制裁。

英国对德态度从来都是妥协和暧昧的，绥靖政策的宗旨就是通过牺牲小国的利益满足德国的扩张欲，进而挽救和平。也就是说，虽然英国是法国的盟友，但她却是三心二意的，是极力避免对德发生公开冲突的。

另一个盟友波兰的处境更为极难，波兰的东西两面都有极大的国防压力，因此在很长时间内维持了对法的积极关系，两国的盟约也看似比较牢固。但法国在1925年签署《洛迦诺条约》，大大增强了德国的国际地位。

这实际上背离了对波同盟的初衷，也令波兰的地缘处境进一步恶化。再加上法国调解波捷切欣冲突失败，这让法国内阁感看不到对波保持政治投资的收益，在经济和军事上继续与之合作似乎失去了意义。

当法国以牺牲中欧国家的利益“寻求和平”后，他们就必须以其他方式寻求外交安全。1933年的《四国公约》以及马奇诺防线的修筑令法波关系持续下跌，因为在此之前法国的主要任务是进攻北德平原，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从东面策应。

但马奇诺防线标志着法国由攻转守，一旦发生战争，波兰只能独自应对强大的德国。为此，毕苏斯基在1934年1月签署《波德互不侵犯条约》，但也没有取消法波同盟，等于做了两份保险。

1934年，法国再次提出《东方公约》（Eastern Pact），旨在将反德包围网扩散到东欧，将波、捷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特别是将苏联纳入共同防卫体系中。但国际的复杂形势让这项原本可以有效制约德国的条约失败了。

德国与罗马尼亚在9月1日首先拒绝缔约，英国也采取抵制立场，美国公开反对。波兰外长贝克认为《东方公约》再一次稀释了法波同盟，而且由苏联主导的东部军盟也是波兰东部边境的不安定因素。

虽然许多国家拒绝缔约，但《东方公约》最重要的对苏同盟目标还是达成了。法国外长路易斯·巴尔图成功主导对了苏和解，在1935年5月2日与苏联签订了《法苏互助协定》。

巴尔图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具有战略眼光的人，对苏同盟是正确的，而且这项盟约也奇迹般的得到了议会的支持。但是5个月之后，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在马赛访问时遇刺，刺客隔着汽车玻璃射穿了国王的胸膛，然后往旁边的一个人身上补了几枪。

很遗憾，那个人就是巴尔图。

历史如此荒诞，一个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意外摧毁了法苏同盟。巴尔图死后，他的继任者拉瓦尔不支持法苏同盟，一直拖到1939年的莫斯科会谈，法苏同盟流产。

《慕尼黑协定》之后，法波同盟再次升温。

1939年5月19日，法国迫于形势，再次与波兰签订防御同盟条款。但这个条约更像是一次政治作秀，因为它没有被法国议会通过，而且在发动支援的条款上含糊其辞。法国陆军总司令甘末林仅承诺会在德国入侵波兰的三周之内发动“大胆的进攻”。

英法为东欧安全做的最后努力是1939年中旬的莫斯科谈判（Anglo-Franco-Soviet Moscow Negotiation ），张伯伦政府希望组成一个更广阔的反德同盟。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寻求盟约的谈判，更是一次政治博弈，是英国“祸水东引”政策的一次尝试。

英法期望苏联担任东欧防务领导者，但不准备与苏联缔结身份平等的盟约，而且要求苏联单方面承担更多义务，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对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来说，对苏谈判不过是对德施压的手段，在希特勒践踏《洛迦诺公约》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仍然有一丝安抚德国的幻想。

希特勒当然看出了这一点，他也适时地向张伯伦抛出“橄榄枝”，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英德秘密谈判也在进行。苏联在会谈初期表现出了合作的诚意，但面对拖延推诿，毫无诚意的英法代表，苏联逐渐对同盟的前景失去信心。

7月8日，英法终于与苏联达成初步协议，但苏联又提出了所谓的“间接侵略”条款。苏联期望可以在战争爆发时或开战之前向被侵略国派出军队协助防御，在他国领土驻扎苏联军队。

“间接侵略”遭到英法的拒绝，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更是表示绝无可能接受此种条款。斯大林将“间接侵略”作为缓兵之计，因为他知道张伯伦没有谈判诚意，所以他也只是将谈判的目标定为避免苏联过早卷入欧洲战争。

苏联咬死“间接侵略”作为谈判底线，谈判趋于破裂。1939年8月17日，莫斯科谈判破裂，最后一次可以制约德国法西斯的机会就在争吵中消失了。

这场谈判是战间欧洲外交政治的浓缩。

英、法从一开始就不信任苏联，只是迫于形势对苏示好，在谈判过程中各怀鬼胎，在冷酷自私的民族利己主义思想下，不以宏观欧洲安全为首要目标，而是优先维护自身的利益。英法眼见战争不可避免，就指望苏德开战，他们坐收渔翁之利。

波兰外长贝克也同样被意识形态偏见和民族历史矛盾裹挟，错失良机。但斯大林看破了他们的手段，希特勒则直接掀了棋盘。苏联是最早看出德国法西斯政府危险性的国家，斯大林在30年代也在致力建设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在英法的阻挠下屡屡受挫。

苏联为反法西斯斗争表现出了无私的一面，但在执行上也表现出了大国沙文主义的一面。

当一切道路都通向战争，我们最后就来谈谈法国失败的军事因素。

法兰西的血为谁流？

福熙与埃尔兹伯格的预言精准的切入了凡尔赛条约的两个致命缺陷：它即没有严厉到彻底摧毁德国翻身的可能性，又没有展现出足够的宽容与和解的态度。再通俗的讲，它激起了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愤怒，却没有夺走他手里的枪。

法国政治的崩坏对国防大计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虽然法国人也制定出不少军事计划，但由于落后、腐败的官僚体制，这些计划大多数直到战争爆发都停留在纸面上。其中只有马奇诺防线项目发挥了应有的水平。

现在，我们站在上帝视角指责甚至嘲笑马奇诺防线是不应该的，是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待问题的。由于一战时期强调进攻战略吃了大亏，再加上法国人口与出生率远小于德国，因此法国倾向于“以逸待劳”的防守战略来弥补兵员不足是合理的。

有人说可德国绕过了马奇诺防线，这证明防线没有意义。恰恰相反！这正是马奇诺防线的意义所在。

在战略上，法国只付出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代价就维持了几百公里宽大正面的相对安全，把德军的进攻方向压缩在比利时。如果英法军队在比利时击败了德军，或法军堵住阿登森林的德军，那么马奇诺防线就可以被视作近代最成功的战略之一了。

所以法国的失败，是赖不到马其顿防线上的。那问题出在哪儿呢？

德国在1930年只花了18个月便修建了“齐格飞防线”。而马奇诺防线在1928年便已开工，但居然拖到了1938年才勉强完工，许多边角地区的脚手架直到开战还没撤走。虽然齐格飞防线的质量远不如马奇诺防线，但管中窥豹也可以看出法国的效率有多么低下。

法国空军在1930年代建军，但因为总司令贝当的不重视，原定1000架飞机的生产计划一拖再拖。战争爆发前，法国生产了2,000架作战飞机，但因为保养不善，只有不到600架飞机可以用于实战。而德国空军在1932年起步，1940年已经可以集结近6,000架飞机用于作战。

法军的装甲部队是为数不多的亮点，开战之初在东北前线3254辆坦克对比德军2439辆，具有不少数量优势，而且质量上也毫不逊色。但是，在高级军官的掣肘下，法国装甲兵缺乏训练、缺乏基础的无线电通讯装置。

最重要的是，法国的军事理论仍将坦克视为步兵的支援武器，而非独立的攻击力量。当时人微言轻的戴高乐曾建议法国组成有组织的装甲集群的想法被拒绝。而且，从东方撤来的波兰人将他们观察到的德军装甲战术以及应对方式写成手册，直接送给法国军部。

但法国人却把无数波兰人用命换来的宝贵经验视而不见，还傲慢的认为他们被击败只是因为弱小，法国毕竟拥有远胜于波兰的最强陆军。

法国在1937年坐视希特勒进兵莱茵兰，以及在1939年坐看波兰被击败也并非完全是因为绥靖政策，其落后的动员体制也要付很大责任。在37年德军出动之时，法国碍于那僵化、复杂的动员计划，居然无法短时间内出动一支精干力量阻止德军占领莱茵兰。

议会吵了好几天后，德军已经完成了占领的既定事实，希特勒的第一次豪赌以胜利告终。紧接着在1939年9月1日，德国对波兰不宣而战，后者的求救电报如雪花般飞向法国军部。法国政府计算出他们完成动员并出击，至少要等20天的时间，这之后波兰已经宣告崩溃。

至于法国为什么仍然没有总动员进行全面进攻，主要还是他们执着于防御战略，忽视了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法国政府对和平还保有一丝幻想，对一战的残酷记忆印象太深。后来德国将领也回忆道，如果法国动员百万大军，不惜一切代价在1939年底对德国东部进行全力进攻。并且出动轰炸机群空袭鲁尔区，德国会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

英法的无数次退让，换来的是希特勒贪婪的得寸进尺。

直到这匹饿狼被养得膘肥体壮掀翻了牌局，英法才意识到对方赌徒的本质，然而为时已晚。1940年5月10日破晓，如蝗虫般遮天蔽日的JU87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突然对法国和低地三国的交通枢纽发动猛烈轰炸。

5点30分，德军地面部队在北海至马奇诺防线300公里的战线上向西发动全面进攻。

第二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役拉开了帷幕。此时的法国保持着纸面上最强的欧洲陆军，但其内部却异常衰弱。在政治上一败涂地的法国，军事上会有什么表现，自不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