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染坊》续集的一大败笔是没提及清帮

上海清帮大亨

清帮的规矩

《大染坊》续集的一大败笔是没提及清帮。这与《大染坊》续集不是原作者写的有很大关系。作者陈杰生于1953年，他在少年时期济南已无清帮，但市面上还充斥着清帮的传说。

《大染坊》第一部中有个钱世亨，也就是钱宝亨的原型。钱宝亨是清帮大字辈的，通过在济南多年经营，做到了清帮老头子的位置。陈六子在建染厂时，钱宝亨行动并不多。钱宝亨常在宏济堂放贷到期时，去商家收收债。从而引得经常贷款的纺织业人士的不满。直到抗日期间，钱宝亨投靠日本人后，改组安清帮，他在济南的势力才如日中天。

抗战期间，钱宝亨除了继续收高利贷；还插手整个华北的运河航运；改组安清帮扩大队伍，收入会费；经常去日方那里捞人来获得丰厚报酬。日军为了加强统治并搜刮民脂民膏,经常以偷税漏税、涉嫌抗日、安全卫生、囤积居奇等各种理由把工商业者抓起来。这时就要靠清帮的钱宝亨来捞人，钱宝亨趁机再讹索一把。在这一过程中，钱宝亨也确实救出了几个真正的抗日分子，但他帮日军逮捕的抗日分子更多。

对于《大染坊》作者陈杰及比他岁数大的济南百姓，最熟悉的清帮人物并不是钱宝亨，而是聂鸿昌。解放前，在济南流行一句话叫“在帮不在帮，得问聂鸿昌。”除了聂鸿昌，还有一位清帮大佬在济南解放初期也广为人知，那就是我之前文章多次提到的王大同。在解放初期，王大同和聂鸿昌在济南被公审。公审原因主要还不是他俩入清帮，而是组织迷信反动会道门。抗战胜利后，华北的安清帮因投靠日本人 ，而被取缔。上海清帮的杜月笙想效仿洪门办致公党的前例，收罗残余的清帮弟子改制成一个党派。而聂洪昌和王大同则用宗教的外衣广收信徒、弟子，大割老百姓的韭菜。聂鸿昌组织的是理门公教，王大同组织的是一贯教。若只是单纯宣传封建迷信，取缔就罢了。但这两人却分别收了老蒋那边的经费，组织信徒们闹分裂；只能是自作孽不可活的下场。

现在提起清帮，言毕上海，偶谈及天津，却遗忘了济南也曾是清帮重镇。上海的杜月笙一派抗日，天津玲珑空子潘子欣是我方的烈士。这多少为两地的清帮挽回了些面子。而济南的清帮头子们先是投靠日本人，后组织迷信反动会道门，从而被历史刻意的遗忘。被遗忘不等于没有过，正视这段清帮历史，才能更好地了解民国济南的真实情况。

提起清帮在大家印象中就是些混混，连《大染坊》的作者陈杰也不例外。其实清帮的底层弟子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混混”，一类是“脚行”。“脚行”就是解放前非官方搞运输的，长途就是内河行船、赶马车拉货的；短途就是拉地板车的。码头和火车站、货场的装卸工也属于“脚行”。这些人也有打架斗殴，抢活抢地盘的行为，但大多数时期还是靠自身劳动挣钱。“混混”就不多说了，收保护费，开赌馆、妓院等，但看车处、收集粪便等这些活，在解放前也属于他们。

清帮收弟子讲究的是红莲白藕不分类，不在意出身。在民国早期清帮为扩大影响还专门收过一些高层名流、武林高手、奇才异士。像大字辈的魏大可就是科举出身，还跟着清政府出使过德国。王大同是白人牧师养大的孤儿，会外语懂宗教。还有像袁克文 、何应钦、张宗昌、李景林等高层名流也都是清帮弟子。

上海清帮是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巨头，津门清帮是九龙治水，这九条龙分别是王宝元、袁克文、吴鹏举、魏大可、王大同、王慕沂、张英华、厉大森、贾长青。而济南清帮是以钱宝亨为老头子的“安清二十八星宿 ”：聂鸿昌、查瑞卿、王春发、崔朝臣、张贯甲、柏俊生、柴金升等等。天津后起之秀是白云生，济南是聂鸿昌，但两人并没有像杜月笙一样统领全局。因清帮从漕运之初就传下来各个分支如"兴武四"、"兴武六"、"嘉白"、"杭三"等。天津和济南的清帮各分支太多，山头多，不能做到一统。

民国济南的“二十八星宿”经过多番争斗和协商，划分地盘，分而治之：柴金升把持胶济火车站，张贯甲把持五里沟和津浦站货场，聂鸿昌把持官扎营街，查瑞卿把持馆驿街，柏俊生把持经二路中段的沿街商户等。他们又都尊大字辈的钱宝亨为老头子。钱宝亨重点培养查瑞卿和柏俊生。但培养出来的，不如竞争出来。这两人论争强斗狠远比不过张贯甲和聂鸿昌。解放后五里沟和官扎营的人，也都善打群架而出名。因这两地的居民中有许多帮二代或帮三代，而且是最勇猛的两个帮派。

聂鸿昌比张贯甲的优势，是他主持理门公教。理门公教所就在济南的南劵门街上。这样聂鸿昌能更快、更广收门徒或弟子。也同时为聂鸿昌日后被公审埋下了祸根。

看我写《大宅门》系列连载的网友们请沉住气。乐镜宇（白景琦）的老婆～瘪姐（杨九红）、岳父、小舅子、外联经理～钱宝亨都曾是济南清帮有名头的人物。只有搞清了民国济南的清帮和商界状况，才能更好的理解我写的《大宅门》系列之济南部分。

穿马褂并持折扇，不一定是清帮大佬，也许是说相声的。

还是相声世家懂业内的穿搭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