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里的吴站长说自己是复兴社出身，那么复兴社是什么组织？

复兴社最早由一些黄埔军校学生组成，强调拥护蒋介石以建立其“在全国人心目中的至高权威和信仰中心”为目标，自1932年正式成立；到1938年因“发展到过于庞大，而失去其以暗配明的作用”及对日抗战的开始，该社于该年解散。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不少国民党党员的组织曾宣传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领袖与组织思想适用中国时局，而复兴社亦为其中主要的组织。

简称“力行社”的“三民主义力行社”是中国国民党内部组织，核心人物多毕业于黄埔军校，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去拥护蒋中正的个人崇拜，并建立蒋中正嫡系军官，进而建立蒋中正“在全国人心目中的至高权威和信仰中心”为目标。力行社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筹备。

正式于1932年3月1日成立于中华民国南京的复兴社，其社长为蒋中正，下设干事会和监察委员会。干事会的核心成员有贺衷寒、桂永清、萧赞育、滕杰、康泽、戴笠、郑介民等十三人，俗称“十三太保”，其中有八名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

复兴社的外围组织有以黄埔军校学员为主的“革命军人同志会”以及以其他学校学员为主的“革命青年同志会”。

19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在蒋中正倡导下，中国国民党党员成立的蓝衣社（自称为复兴社）、CC系（Central Club，即中央俱乐部）、中国文化学会和中国文化建设学会，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大量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人物、理论特征，并以出版及学会活动，对德国、意大利的制度介绍，以做为拯救国家、完成统一、扺御外侮的参考。法西斯主义宣传利用人们昐望统一的心态在中间阶层及青年学生中，产生影响。这些宣扬法西斯主义的蒋中正派系亦为南京国民政府特务体系的筹建者。

蒋从西安事变脱险后似乎立刻想到要解散力行社，首先下令停刊该社主要机关报《中国日报》。接着很多位充任要职之力行社社员陆续被调职、监禁或派送出国。甚至下令研究如何终止力行社社务。该社终于在次年解散。

芦沟桥事变后，蓝衣社与中央俱乐部被纳入停战协定中，日方要求撤除所列举的反日团体。力行社于1938年解散，另外改组产生三民主义青年团，社员总数大约三百人左右。

1940年，江苏省政府设在淮阴，主席韩德勤，兼任鲁苏战区司令长官；下辖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该军训处主任李岐呜，与秘书邬玉田皆为昔日之复兴社社员。

1972年，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历史系副教授易劳逸撰写〈国民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蓝衣社〉，发表于《中国季刊》春季号；力行社创始人之一邓文仪及干国勋读完“非常生气”，认为易劳逸“侮辱”国民革命运动，将力行社描述成法西斯组织是“莫须有的误谬”。

邓元忠（邓文仪之子，时任教于美国纽约马里斯特学院）经邓文仪劝说，撰写有关力行社著作，采访了五十六位力行社、复兴社成员及知情者口述及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档案资料，于1970年代台湾政治气氛下取得蒋介石默认才能顺利进行。1984年，邓元忠从美国回台任教授、出版《三民主义力行社史》；2000年，出版582页的修订版《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

邓元忠主张，力行社在民国史上的意义有三：

力行社与蒋介石：力行社组成符合当时蒋介石统一国家的需要，以“一切策略应在公开与秘密的配合下进行”策略，强调拥护蒋介石成为“在全国人心目中的至高权威和信仰中心”；当“发展到过于庞大，而失去其以暗配明的作用”，于1938年被解散。力行社与国民党：1930年代，中国国民党“组织松懈，革命精神涣散”，力行社“刺激了国民党原来的组织，使其积极整顿，相互竞争”，故在蒋介石领导下，力行社“完成了有理想，有实力之护党救国的工作”。力行社与中国现代化过程：力行社负责并参与1930年代的重要运动，如安内攘外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国民军训运动和新生活运动等，有助增强当时青年的国民意识，对国家处境的认识取得谅解。

易劳逸专门撰文介绍邓元忠的研究及出版为“台湾现已出版的有关国民党统治时期史学研究最客观的研究成果之一”，实为“30年代中国政治的非凡透视”；而台湾学界也认为该书为“五十年来有系统、据事实而撰写的唯一的一本《力行社史》”。